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中国崛起

 

　　经历改革开放后35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若按购买力平价指标，2014年10月10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美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12月31日中国在同一口径超过美国。按照汇率指标测算，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但是，在连续35年长时间超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在协调和平衡方面累积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做一定的调整，促使经济向新常态迈进。

 

　　基于上述理解，新常态有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新常态指的是经济增长要从超高速向中高速过渡，这是结构转型的长期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增长方式要变，要从出口导向投资加拉动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加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二是增长的速度要变，要从8.5%—11.5%的超高速增长区间向6.5%—8.5%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过渡。有人会担心，这种调整是否还能支撑中国在2020年前后的GDP指标在汇率层面赶超美国。笔者认为，目前看来还是有可能的。乐观估计，如果中国经济保持GDP每年7%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GDP总量就会从现在的10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如果汇率每年再增长1%—2%，每年经济总量还会有1—2万亿美元的增加量。两者结合起来，再参照美国近年来的增长速度，2020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在GDP的规模上将会十分靠近，在2025年前后甚至可以超越美国。当然，近年来处在新经济的突破期，中美之间还有各自的红利性收入等非线性因子没有被估算进去，而这些非线性因子也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第二，新常态包含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调整中可能出现阵痛的短期增长问题。中国35年来的超高速增长方式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其增长目标过于单一。比如，如果用增长速度快慢来衡量绩效好坏的话，宏观管理中最重要的关注变量就是投资。在“投资为王”的考核导引下，各地就会把引资、产业规划以及超大企业的争夺作为衡量干部业绩好坏的权重指标，其他维度的变量易被忽略。如果某地的资源配置适合发展某类产业，如在某些资源大省，关联的高投资导向就有可能导致该行业超过国民经济体系的承载能力而被过度开发，引起类似 “荷兰病”[1]的出现。过去几年，中国鄂尔多斯和榆林的发展就是典型，过度发展的煤炭产业带来了业绩的增长，但是挤出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并且恶化了自身的贸易条件。一旦经济处在下行期，增长带来的货币财富极易快速逃逸，留存在本地的资产负债将加重，最终伤害的是经济的总体效益。

 

　　在国家层面，重点强调的产业群的快速增长会在短时间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会导致部分行业产业过剩的问题。过去十几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水泥生产能力、煤炭生产能力和基建生产能力已经出现了过剩。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的经济增长原理，经济体的增长有一个投资和储蓄（其余数是消费）之间的黄金比率（golden rule of growth rate）。如果把整个社会收益的70%都用来投资，把其余的30%用来消费，表面上看投资率很高，增长速度很快，但事实上很可能破坏了黄金投资比率。投资率高，反而导致需求受到损失。在这种条件下，失衡的经济为了达到稳态均衡，有一些资源就会被甩出国民经济的就业过程。结果，处在劳动要素充分就业水平[2]之下的经济，其增长速度有可能在后续期间变慢。以我们国家的情况看，如果最近出现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的话，就很可能让我们事实上观察到这种黄金增长率规律的惩罚。

 

　　增长和储蓄或增长和消费处在黄金增长段上和构成黄金配比才是最佳经济增长速度。就中国的目前情况，这个增长速度应该是消费稍大于储蓄，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所以下调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可能反而会更好地接近于黄金增长比率。所以，增速下调，表面上看是从超高速增长区间（8.5%—11.5%）向中高速增长区间（6.5%—8.5%）的调整，但实质上是向黄金增长率的趋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预期在中长期时段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稳中有降，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综合收益反而会更好。另外，在增速下调的区间内，有效减少那些过剩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环境承载能力的压力，从而达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均衡。最后，在超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形成了处在超高速增长产业的就业者收入高，处在滞后发展产业的就业者收入低的不平衡现象。比如纺织行业增长速度慢，所以从事纺织业的企业报酬率很低，员工工资也很低。相反，房地产业属于超高速增长行业，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人收入很高。所以，如果把速度降慢一点，把超速增长的产业群的速度降慢一点，给那些因结构性问题而导致增长速度滞后的产业加大投资，那么该行业人群收入和增长速度反而能够达到均衡。所以，经济增长能够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形成最优平衡状态。

 

　　综上，从超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有两个类型的含义。第一，增长区间变了。第二，从原来的以单一的“GDP为王”年代，向增长和消费、增长和环境承载、增长和社会公平分配三个均衡转变。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新常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标内含，二是该指标的特征内涵。

 

 

　　目前，有的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只不过是要给经济即将出现的低增长速度换一个“说法”而已。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的GDP增速在2015年会破7%，2016年会破6%，2017年会破5%。这种对经济发展动力断崖式的理解，缺乏合理性。

 

　　有部分学界观点和舆论认为，目前经济下降不是单纯的数字下降，在GDP增长速度下降的背后，是房地产增速下行，出口不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经理人采购指数连续下滑等一系列问题，2015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要破7%，所以现在我们要准备好“过冬”。这种观点其实只是一种对新常态短期风险的悲观推测，而没有从结构变迁和新经济增长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完全是经济周期下行的自身机制引起的，也不仅仅是由于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引起的，其中还有我们决策上的主动调减因素。

 

　　从2011年以后中央坚决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很多人认为应该进行投资保护、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关节点上，中央始终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持有谨慎的决策态度。而当经济处在下行期时，简单地实行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往往会把资金“一刀切”地投放到经济中去。虽然相关企业和项目很快得到后援资金，但很容易导致企业原有的项目在不具备竞争条件的技术下进行简单扩大再生产，这就很可能把下行期原本有可能淘汰出局的过剩产能保留在后续经济周期中，使那些落后和过剩产能的产业得到延续生命的机会。

 

　　考虑到主动调减因素，中国经济出现的增长降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的断崖式下跌，而是有一定量的结构调整前提。主动调减会带来阵痛，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痛苦是趋缓和健康的。结构调整短期造成的痛苦绝非灾难性的打击，中国经济在自2014年的一两年间可能出现调整的痛苦期，但中国经济中的每一个活跃的社会力量，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界和决策层都应该有这种痛苦容忍度，在经济下行期时保持对经济企稳回升和健康转型的耐心。

 

　　新常态下中国继续崛起的五大条件性因素

 

　　在上述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然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由于中国有五大条件性因素的支撑，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2014年全世界钢产量不到16亿吨，中国生产了8亿吨；2014年全世界的水泥产量40亿吨，中国生产了24.2亿吨；2014年全世界的煤产量约70亿吨，中国生产了37亿吨。除了钢铁原料以外，依赖岩石采掘和井下采掘的水泥和煤的生产的主体都在中国境内。在超大国土面积上，中国拥有人类今天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并能在影响世界的规模上保持可持续发展，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幸运。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多不具备这种幸运。比如，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四季如春的海洋国家，拥有2071万人口，国土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遗憾的是，很长时间，其一吨水泥的生产能力都没有。中国超大国土面积支持了中国崛起所需要的绝大部分自然资源条件，而且还提供了中国持续崛起所需人口资源的门槛性条件的倍加，而这一点正是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崛起时碰到的发展瓶颈。当时，人们一度以为日本会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可由于日本国土面积不足和人口数量只有美国一半，其在1990年栽了个大跟头，直到2000年也没有翻过身。现在中国的崛起更是具备了日本难以企及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力优势。

 

 

　　有人说中国增长出问题了，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何为人口红利？在我们经济结构当中，年轻人仍居主体地位，而新中国成立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歌猛进，使得经济所需要的密集型劳动行业中的合格劳动力大军，具有持续供给的态势。可是这两年，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出现了用工荒，现在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低级产业发展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目前都占贸易的主要部分，所以导致人口红利消失。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观点欠妥。比如，在初级经济当中，以体力为密集投入的那些行业，确实存在年轻人居多的情况，这其中可能会有年轻一族的劳动红利。但是，如果经济越过密集劳动技术之后，进入到智慧经济和信息经济时，恐怕中国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了一定产业管理，又有丰富人生经验还具有创新学习能力的一群人（估计年龄在45—70岁之间）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虽然中国人口的体力红利出现了转折点，但是我们人口的智力红利又处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因此中国增长所需要的第二个条件是特大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所需要的世界级人力资源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在一个产业群当中，如果一个产业链的上下道工艺顺序两两整合达到闭合时，这个产业一般能够生产出整体经济所需要的70%的产品，那么这个产业就具有了核心竞争力。如果围绕这个产业周边的关联产业群也具备了核心竞争力条件，那么这就在经济当中出现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组产业共同发展的情况，其产业链在每一个单元产业中都是两两闭合的，说明企业和企业之间在上下道工艺顺序上的整合是以边际劳动生产力为要素配置的前提，产业和产业之间的投资，也是按照机会投资报酬率相等的法则进行跨行业资源配置的。其结果是主导产业和它周边的产业两两交汇，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就成为拉动周边经济，不是被周边经济所拖动的发动机力量。那么如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仅在要素资源、能源重工、重化工、装备制造、配方生产和加工制造业，也不仅在、银行、期货、证券、保险等方面，而是形成一个产业链全覆盖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可能会导致在每一个国民经济体系板块里，都出现一个产业群，并且其内部诸种核心竞争力会形成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发动机。因为中国的超大面积、超多人口和超大产业群，这些经济发动机都是世界级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第三个要件就是产业全覆盖性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支撑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多重经济发动机组合。我们看到，中国超大城市群正在快速发展，城市带快速出现。两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出现以后，又出现了成渝城市群，关天水城市群，沈长哈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是世界级的。表面上看是一组城市摆在一个物理区域内，可是他们背后却是一个个产业支撑的生产人群和消费人群形成的城市功能综合体的连接。

 

 

　　美国人非常骄傲，认为自己是文化大熔炉，但却主要是白人和黑人以及少数族裔的融合。美国和西方相较于亚洲大陆从历史到现在的文明融合相差甚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晋朝是第二个称霸的国家，晋文公的妻子就是丽戎族，可是丽戎族现在消失了，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程度和文明包容性要比西方社会的包容性大。最典型的例子，在英国，精英阶层看不起爱尔兰人说高地英语，认为操伦敦音的绅士是高人一等的；可是法国精英认为英语太土了，没有法语具有内在的逻辑美、语音美和表达效益美。在中国日常生活的用语中，虽有民间的调侃，但是在中国的精英阶层里面还没有出现认为某一种语言是劣质语言的说法。所以，中国在文明包容性方面不仅超越了谋求建立单一纯正的大和民族的日本和本土精英意识强烈的欧洲国家，甚至超越了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年轻历史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国家。一国具有文化包容性，智力的光彩才会综合性绽放。

 

 

　　四大文明古国中，现在与3000年前疆界重合程度最高的是中国。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沿流域生存，所以在秦朝就有李冰的都江堰，后来又有隋朝的大运河，沿流域治理时，一定要有国家的力量以及超越村庄的力量参与进去。中国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的技术进步路线是流域治理体系，通过超大人工运河和人工水道，护都水车跨村跨流域灌溉，郡县的分水和配水，促成了大城市的出现。在中国宋朝就出现了两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西方在19世纪以后才出现类似规模的城市。西方的技术进步是基于个体和单个家庭的，如马拉犁具、镰刀、远距离的马夹具，到后来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而催生的蒸汽机车。但是中国在历史性的超大规模集成、超大人力集合、超大距离联动的产业进步成果在西方是没有出现的。1949年后，以创新为内在驱动力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了中国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它也内置了今天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综合改革和创新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接受新技术、新经济、新智力、新观念的速度比世界任何一个政党速度快的内在制度安排。放眼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百年为单元或者以世纪为单元的历史视角来看都不具备上述五种条件，这也是中国能够继续崛起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今天的新常态加上已经具备的五大条件能够支持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世界性主导力量的大国，居于民族先进之林。第一，新常态不是低速增长，而是优化综合增长。第二，在新常态增长当中，还存在不足的领域，比如环境的承载能力差，腐败丛生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在历史性的发展变革中都是可以克服的。

 

　　基于上述两个观点，笔者认为中国步入新常态以后，资源会更加优化，结合自己的历史优势，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尤其是在第二个十年开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崛起为世界性强国是具备充分必要条件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更好地在新常态下实现崛起。第一，中华民族在高速发展和优化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继续优化结构，实行系统性改进；第二，中华民族要重建自己的创新能力，要基于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建立自己独立完整又开放于世界的新国民经济体系；第三，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并能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完善新中国伦理和道德文明；第四，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献身国家发展并贡献世界和平的社会人；第五，中华民族要不断学习成为世界性主导经济力量的能力，以成熟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保驾护航。

 

　　[1] 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

 

　　[2] “充分就业”并不是指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全部都就业了，而是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即宏观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均衡并达到最大化时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水平，这时，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不存在岗位空缺的有效供给不足。

 

 

 

 

作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李维 唐丽莎  来源： 《当代世界》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