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4月1日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依靠改革开放成就了目前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的大国地位；眼下新鲜出炉的“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战略，其中不乏中国借此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解读声；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下，开放包容才是本质。

 这也提示中国要顺利推进该项堪称“高大上”的国家大战略时更需要冷思考。尤其目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国家地区间经济差异巨大，中国在主打经贸牌时宜尽量弱化政府色彩，充分评估潜在的市场和政治风险，以确保投资项目安全务实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是中国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要做好并不容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北京的一个讲座中就提到，在中国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做出调整的状况下，中国要走出去就会与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冲突。

 

他认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资本和产能已经过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国自己都不够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政府只是顺水推舟。

 

中国截至去年底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在经济实力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当下，中国庞大的外储显然是支撑“一带一路”的底气所在。

 

曾担任过中国驻中东特使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吴思科就提到，中东一直是战略要地，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目前该地仍处于大变局中，百废待兴，中东更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

 

“由于该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环境相当复杂，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并调动积极性，通过沟通合作找到各自利益最大契合点，让丝绸之路走的平稳些，这方面的风险确实需要考虑。”吴思科称。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他在上周末博鳌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主导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目前有意加盟国家逾40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也于上周末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圈定重点涉及的18个省包括新疆、黑龙江、上海、福建、广东等，内陆地区则是重庆。

 不可否认，要推进如此宏大面广的国家战略离不开政府这个强有力的推手。今年3月在北京召开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来自地方的政府官员纷纷表达了希望其所在省份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渴望。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就表示，该市将尽快形成和推出一批创新制度，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建成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由贸易港。

 西安也启动了首批60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项目，总投资达1,155亿元人民币。其中有12个项目总投资在30亿以上，有4个项目总投资在100亿以上。

 在地方政府热衷争取项目的背后，不乏寄望参与大战略提振当地经济的愿望。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一项国家战略，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一带一路”本质更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这需要政府参与的热情，更需要理智决策的配合，避免搞“运动式”的一蜂而上。这对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是一种考验。

 

郑永年认为，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有国有企业去做资本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

 他认为要看到一方面中国的政府还不够强势，因为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保护。比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中国在缅甸的多笔投资，都遭遇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

 

“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政府要做得还差很多。”郑永年称。

 

这一观点也得到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的认同，他提到，要打消外界对一带一路只是经贸活动并无政治意图的质疑，就要体现企业的主体地位，所有项目都体现的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

 

“新疆许多营企业有能力拿到邻国能源项目，比国家层面谈项目更有效率。”全国政协委员王伟在今年两会的发言中用实例说明了企业作为主体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从实处、细处、小处入手，如欧亚大陆桥要解决如何运营的问题，做到货畅其流，在领域等领域要对民营企业开放，打破垄断。

 

根据一带一路规划，新疆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

 

 

 

不可否认，从大的时间段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恰与中国经济遭遇"三期迭加”的调整周期重合，在内需欲振乏力，外需不旺的前提下，“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看法也尘嚣甚上。

 

郑永年就认为，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有三：中国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技术过关。中国现在在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

 

对于中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工具去实践“一带一路”，郑永年认为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首先一点就是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似乎还是经济项目，而他则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是个全球治理、至少是区域治理的项目。

 

相较海外学者的观点，国内专家和企业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天和光能的高纪凡董事长也在上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表示，“现在说到一些过剩企业走出去，我认为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你管它过不过剩，到海外了，全球市场一体化了，应该是有竞争力走出去的。”

 

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的认同，“产能过剩不过剩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过剩。那些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读，全球间的合作有很多层面，大的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区域间的包括自贸区，一带一路等等。”

 

他指出，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并不是把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转移的都是优势高效产能，包括钢铁水泥等都是有很高性价比的产品。

 

“换一种角度看，中国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向世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出口，这是一种双赢的格局，是利他的，目前国内外有些观点是将此事理解偏了。”他称。

 

“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提振国内经济的看法并不准确，支撑中国经济主要靠国内市场，靠内需。”该位人士称。

 

他表示，从推进一带一路的思路看也很清晰，用基础设施建设做突破口，而基础设施建设最需要的是钱，因此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目前开局良好。

 

至于客观存在的地域风险，他认为，短期看应该避开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地方，但从长期区域间的经贸合作有利于消除地缘冲突。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就是开放包容，就是经济贸易的合作，并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安全等。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只是推进这项大战略的一个工具，这涉及60多个国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当我们告别人生的时候它（一带一路）还在继续。”该位人士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