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13年全球发展展望(英文 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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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1

Chapt er 1: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Global Investment . 17

Changing patterns of investment worldwide. . . . . . . . . . . . . . . 19

Long-run drivers of investment around the world. . . . . . . . . . . . 33

The changing face of futu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 . . . . . 40

Transformations in sectoral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 . . . . . .44

Conclusion and policy directions. . . . . . . . . . . . . . . . 50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References . . . . . . . . . . . . . . . . . . 56

Chapt er 2: Global Saving in 2030. 61

Saving at the aggregate leve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 . . . . . . . . .63

A more nuanced view of the future of saving: Distribution, public finance, old-age support,

and other impacts. . . . . . . . . . . . . . . . . . . . 81

Conclusion and policy directions. . . . . . . . . . . . . . . 106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References . . . . . . . . . . . . . . . . . 109

Chapt er 3: Capital Flows in the Third Age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 115

Rates of return around the world . . . . . . . . . . . . . . 119

Changing patterns in net capital flows. . . . . . . . . . . . . . 120

Expanding volumes of gross capital flows to and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 . . . . . . 125

Capital flows and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s . . . . . . . . . . . . . . 135

密码：5k3u

储蓄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晚期，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收入之比仅为18%，低收入国家的储蓄/收入之比仅为13%，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为21%。鉴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储蓄的能力有限，人们一般认为，国内储蓄不足限制了投资，并因此抑制了增长，从而需要来自高储蓄率富裕国家的大量转移。储蓄是否是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仍然可以探讨，但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2009年，发展中国家储蓄占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2%，而发达国家则下降到17%。[1]然而，发展中国家储蓄率的大幅提高并未消除人们对以下问题的忧虑：储蓄不足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前景，因为未来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可能给储蓄率带来下行压力。

本章的结论是，尽管存在人口老龄化降低储蓄率的倾向，但储蓄不大可能成为全球增长的约束因素。尽管这一结论在全球层面适用，但储蓄率在国家间及地区间将存在明显差异，并且一些国家或地区在未来可能面临（储蓄率低下的）困难。

本章要点如下：

l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随时间的变化将受到三个主要因素驱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率、以及金融市场深化。在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将对家庭储蓄率造成下行压力。然而，人口老龄化也将使(年轻)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更加稀缺，从而使实际工资相对于资本回报有所增加。相对要素价格的上述转变将带来从资产持有者(往往为老年人，因此储蓄率较低)到劳动者(往往为年轻人，因此储蓄率较高)的收入再分配，这有助于减缓储蓄率的下行压力。

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将鼓励储蓄。实际上，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在收入与结构性改革方面逐渐趋同的情景假定，一大群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持续上升，直到2020年前后，那时增长将保持稳定，并在随后缓慢减速。一些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到2030年都会呈上升趋势。这些增长加速情况在以下情景中甚至更为强劲：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迅速缩小。增长步伐的加快促进了储蓄的增长并部分抵消了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的不利影响。

其他与增长相关的机制也将发挥作用。预期寿命增加也许具有以下方面的影响：增加储蓄为额外的教育与退休年限融资。反过来，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者（有更陡峭的年龄-收入曲线）数量增加也将倾向于提高储蓄率。此外，较高的收入与更少的孩子和更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相关联，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生产力最高年龄段的储蓄潜力。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会对储蓄率造成下行压力。具体来说，金融发展能够放宽流动性限制，并降低了有高投资回报的个人和企业储蓄的必要性。金融深化体现在保险和养老金安排的更大可得性与更广泛使用上，这也可以降低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但金融深化也与更高效的资本配置和(因此)更高的收入增长率(通常支持储蓄)相关。可以预计，老龄化、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略有下降，从2014年34%的峰值下降到2030年的32%。

l 各地区的储蓄率演变差异显著。在两个地区——东亚以及东欧和中亚——快速增长至少将部分抵消快速老龄化对储蓄率造成的下行压力，以至于储蓄率降幅不会像高收入国家那么大。以印度尼西亚为例，2010-2030年间，老年人口抚养比率的上升速度将与高收入国家一样快，但其储蓄率将仅从32%下降到31%(在渐进情景下)，与之相比，高收入国家储蓄率预计从18%下降到16%。这种差异部分反映了金融部门深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规模等结构性变量的变化，但主要原因是印度尼西亚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人口结构的另一端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对年轻和快速增长的人口，加之由于生产率追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将使该地区成为2010-2030年间储蓄率不下降的唯一地区。

l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为全球储蓄率提供支撑。在2010－2030年间，发展中国家将经历产出快速增长，（人口相对年轻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相对较高的储蓄率，而高收入经济体将经历较为缓慢地增长以及储蓄率不断下降。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在全球储蓄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45%上升至62%。经济实力向储蓄率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将抵消高收入国家储蓄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储蓄中的占比快速增长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中的占比也将增加，尽管增长的速度较为缓慢。

l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似乎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尽管储蓄（和财富）集中在一国小部分人口手中，通过鼓励金融深化，有可能支持经济增长，但储蓄集中也对经济流动性并因此对实现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与社会共识产生负面影响。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不仅倾向于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而且高收入家庭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转型期都占国民储蓄的大部分。在那些经济流动性高的国家，低储蓄率与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经历暂时收入损失的家庭进行平滑消费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按受教育程度——反映长期收入的一个近似指标，并因此与某个时间点上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相比是一个更稳定的条件——划分的家庭组别之间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相关性。与此一致，一国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家庭组别的储蓄很少或没有储蓄，这表明，该组家庭无力改善其收入能力及（对最贫穷家庭而言）摆脱贫困陷阱。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贫穷人口的人力资本——的政策促进私人储蓄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l 家庭结构的变化将提高金融市场在为老年时期提供收入支持方面的重要性。随着收入增长，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因为劳动者的地域流动性更强，并且老年人更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积累的储蓄独立生活。与家庭规模减小一道而来的通常是老年支持结构的深刻转型——从非正式、多代家庭体系到更正式的私人养老金或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老年人与子女都倾向于分开居住，年老时对私人融资型养老金（而非家庭储蓄和财富）的依赖具有改善福利的潜力。另一个益处是，使用私人金融市场为养老金储蓄提供中介服务可以增加金融深度并有助于金融发展。然而，从依赖家庭成员收入到依赖金融机构的转变也凸显了如下重要性：强有力监管限制金融机构欺诈与过度的风险承担。

l 人口结构变化将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在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幅增加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加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将制约预算。不过，在面临人口老龄化时，公共支出构成向老年相关项目的转移将只是被预期的教育支出减少小幅抵消。此外，与年龄无关的支出的缩减空间有限。在限制福利和服务减少的同时降低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负担的努力将带来复杂的政策挑战。要确保公共财政可持续（同时不会给老年人带来严重困难），我们必须应对这些挑战。

总体储蓄水平：历史、现状和未来

发展中国家储蓄增加

目前全球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发展中世界。然而，这是最近才观察到的情况。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总额占世界收入的比率相当稳定，约为4%（图2.1）。然而，自2000年以来该比率急剧上升，到2009年达到9%以上，而同一时期高收入国家的储蓄总额占世界收入的比重从18%下滑到12.5%。在高收入国家储蓄下降时，发展中国家储蓄的快速增加使全球储蓄率保持稳定。发展中国家储蓄增加的显著后续效应是其占全球财富的份额不断增加(我们在专栏2.1中加以论述)。

图2.1 自2020年前后以来，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储蓄的份额不断增加

来源：世界银行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阴影区域对应2000年以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总储蓄似乎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1965-99年间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与时间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为S = 0.000t－1.464，而2000-09年间为S = 0.002t－47.369，其中S和t分别对应发展中国家的总储蓄和年份)。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全球储蓄总额的贡献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a)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对于全球经济的规模，和(b) 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分析发展中国家1980年以来五年期储蓄的变化，结果显示，平均来看，经济的相对规模和储蓄率都对全球储蓄总额有贡献(图2.2)。2000-2009年，储蓄率变化使发展中国家总储蓄占全球收入的比重增加了1.5%，而另外增加的1.9%直接源于经济规模的变化。

图2.2 相对经济规模与储蓄率都为发展中国家储蓄的全球重要性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世界银行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投资占比的分解从公式 (s/Y) = (s/y) × (y/Y)中求全导数得出，其中s，y和Y分别对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全球收入。

与大约50年前的储蓄水平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为18%，低收入国家仅为13%，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为21%。[2]低储蓄率被认为是投资和未来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他因素（如不确定的政策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也阻碍了投资，与此同时降低了对储蓄的激励。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过去30年见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改善以及增长、储蓄和投资的大幅提高。尽管储蓄占发展中国家收入的比重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到2009年，该占比已经增长到近1/3(图2.3)。相反，人口老龄化给先进经济体的储蓄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与高收入国家储蓄率的比值从1980年的0.9稳步上升到2009年的2.0。

图2.3 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增加

来源：世界银行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阴影区域对应2000年以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总储蓄似乎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1965-99年间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与时间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为S = 0.000t－1.464，而2000-09年间为S = 0.002t－47.369，其中S和t分别对应发展中国家的总储蓄和年份)。BRIIC即金砖五国，分别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与投资一样，发展中国家储蓄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尽管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等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图2.4)。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储蓄率演变路径差异显著：印度储蓄率稳步增长；巴西储蓄在1989年峰值前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此后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且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储蓄率很不稳定。

图2.4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储蓄率的演变路径差异显著

来源：世界银行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尤其是中国的储蓄趋势在政策领域与学术界都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中国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储蓄规模巨大、储蓄率高企，还因为储蓄构成广泛：中国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都出现大幅增长。文献指出了储蓄率增长背后的若干因素，包括：

l 夏蒙和普拉萨德的研究（Chamon and Prasad，2010)认为，私人的住房、教育与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加以及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是1995－2005年城市家庭储蓄率增加7个百分点的主要推动力。

l 马和易的研究（Ma and Yi，2010）关注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快速增长，劳动力从农业的结构性转移和相应的城镇化、艰难的企业重组、缩小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向部分预筹积累制养老金制度（a partially funded pension system）过渡。

l 魏和张的研究（Wei and Zhang，2011）强调，鉴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父母为儿子进行竞争性储蓄以使他们的儿子在面对婚姻时更具吸引力。

l 柯蒂斯、卢格和麦克的研究（Curtis, Lugauer, and Mark，2011）显示，在考虑储蓄的遗产动机时，中国不断变化的年龄分布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金融市场相对失衡的发展模式；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经常面临严厉的信贷约束，因此他们必须为自我融资而储蓄，而国有企业通常容易获得信贷。但近几十年来中国高储蓄背后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高增长率往往会推高储蓄率。

尽管推高中国储蓄率的许多因素也适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因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产生像中国那样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缺少在中国明显可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例如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早期，而且转型进展较慢。另外，全球金融体系已经深化；这集中在高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显著深化（贝克[Beck]、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üç-Kunt]和莱文[Levine]，2010年)。[3]

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储蓄趋势表明，发展中经济体近期储蓄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以及南亚国家的储蓄增长。储蓄的上述增长与巨额的外部盈余（归因于制成品与能源的强劲出口）相伴而生，尽管，在南亚地区即便出现少量赤字的情况下，其储蓄也出现了增长。

在地区内，各国国内储蓄水平与趋势也存在显著差异。通常来讲，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往往较低（图2.5）。例如，东亚地区相对较高的总体储蓄率——1980－2010年间平均为24%——掩盖了低收入国家非常低的储蓄率，尽管东亚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已随时间推移有所上升（图2.5a）。在危机时期，如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09年全球危机期间，由于收入下滑并且为了平滑消费而举债，储蓄率实际上下降了。

图2.5 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通常较低

a.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b.东欧和中亚地区

来源：世界银行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注：储蓄率是每一收入组的未加权比重。在排除了东亚中低收入组别的储蓄比重后（因为中国的权重很大），GDP加权的结果呈现出类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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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注意：为了使跨时间比较的国家覆盖范围最大化，该段中的数字为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按照标准惯例，本章其余部分使用储蓄与国民总收入（GNI）的比率。

[2] 毫无疑问，国家构成随着时间在变化，并且报告的数据通常使用最大的可用样本覆盖面。然而，样本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不会改变文中的主要定性信息。

[3] 正如涉及未来20年储蓄情景的更广泛讨论那样，金融深化与较低的储蓄率相联，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拉美国家的储蓄为何有保持低位的倾向。

　　注：本文为《2013年全球发展展望：未来资本：互相依存世界中的储蓄与投资》(Capital for the Future：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一文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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