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助香港的研究报告对世界上主要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对比,运用SWOT分析法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行综合评价,进而结合班轮联盟、运用大数据等航运业发展实际,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新形势下如何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快速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航运中心,SWOT,大数据,班轮联盟
香港航运发展局2014年4月16日发布《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顾问研究》,旨在探讨并发挥香港的优势,促进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该报告对香港、新加坡、上海、伦敦等国际航运中心的现状和优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这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有很多启迪。
构成航运业竞争力的条件可归纳为:拥有一个技术人才库;能够汇聚航运业务委托人和中介/专业服务,以及其数量和规模;营商环境的方便程度;拥有或可操控的船舶总吨位;设有监管机构;政府积极的政策和体制;生活素质;市场的地理位置;拥有可以服务地区及国际市场的现代化的管理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与付货人及船舶承租者之间的距离;后勤支持服务的全面性[1]。
该报告对主要航运中心的服务做出了相应的评价,见表1。
表1 主要国际航运中心航运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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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新加坡 |
上海 |
伦敦 |
航运服务 |
船舶拥有与运营 |
5 |
4 |
4 |
3 |
船舶管理 |
5 |
4 |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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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经纪及租赁 |
3 |
5 |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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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班轮/货物代理 |
4 |
4 |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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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 |
船舶融资 |
2 |
3 |
2 |
3 |
海事法律与仲裁 |
3 |
4 |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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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险 |
3 |
3 |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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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务 |
航运教育 |
2 |
4 |
4 |
4 |
行业协会 |
4 |
4 |
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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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船舶及货物测量 |
3 |
3 |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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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监管 |
海事局 |
4 |
3 |
3 |
3 |
港务局 |
2 |
5 |
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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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级社 |
3 |
3 |
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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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基础设施 |
码头营运 |
4 |
5 |
5 |
2 |
中流货柜处理 |
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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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工程 |
船舶制造及维修 |
1 |
3 |
5 |
2 |
设备保养及供应 |
3 |
5 |
5 |
2 |
评分准则1-5:非常强(5),强(4),一般(3),弱(2),非常弱(1)。
资料来源:摘自香港航运发展局:《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顾问研究》,2014/04/16。
根据分析,伦敦提供了世界级的专业服务。由于其实体活动较少,且专业服务可替代性较低,在未来的竞争中仍可占据优势地位。香港和新加坡类似,都能提供世界级的实体和专业航运服务,相互竞争会更加激烈。而上海主要着眼于世界级的实体服务。未来香港在突出其高端服务优势的基础上,可以加强与上海的合作,探讨政策整合、互补发展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从而有助于两个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
目前,国际上班轮公司正在向联盟化发展①。班轮运输市场形成了P3、G6、A7三大联盟寡头竞争的局面。随着马士基18000TEU、中海环球19100TEU的船舶陆续投入运营,集装箱船大型化将成为未来班轮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1.超大型集装箱船对码头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班轮联盟必然会针对现有的航线进行整合和优化,以覆盖尽可能多的港口和实现快速周转。集装箱船大型化对港口装卸效率、货物在港逗留时间、港口水深条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全球目前仅有深圳盐田港和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两个码头,可供满载货物的1.8万箱船停泊。各家船公司对码头的选择,除了考虑其运营情况外,还必须考虑其迅速疏散大批量的集装箱至腹地中转库的多式联运能力。专业的协调吨位中心将解决因三大航运巨头相互争夺最好的靠泊点而引起的令人头痛的规划问题,这无疑会使被选中的港口和码头获益[2]。同时,港航企业的联合也会对班轮联盟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包括马士基在内的诸多班轮公司在全球很多港口拥有股份,因而资源配置上会优先考虑这些港口。
面对激烈的竞争,美国的港口已经携手共同应对。2014年1月,同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港和塔科马港与FMC达成协定,两港被获准收集和分享信息以识别和应对前所未有的行业压力,寻求最佳应对策略潜在选择。而休斯敦港、莫比尔港和坦帕港也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过去四年,这些港口以“海湾沿岸的优势”为口号进行联合营销,以吸引更多的集装箱服务航线。
2.航运大数据革命将给港航物流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未来,班轮联盟将充分运用大数据,预测市场需求,优化运力结构,这对港口的配套服务、供应链的顺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大数据”,并不仅仅指数据的海量,更多的是指数据的深度分析。通过将不同范围、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数据仓库”加以综合,从中获得单个“数据仓库”无法获知的新信息,才能发现新价值,带来新机会,这才是大数据概念的革命性所在[3]。大数据将给航运、港口、物流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如果能充分抓住这次机遇,将会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对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寻找不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经过持续努力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是寻找并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快速发展。参照香港的研究报告,并结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现状,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行SWOT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SWOT分析
优势 |
劣势 |
1.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腹地广阔。 |
1.航运软环境亟待提升。 |
2.航运服务业发展滞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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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运配套设施齐全,生产性航运服务世界领先。 |
3.航运复合型及高端人才匮乏。 |
3.航运人才众多。 |
4.缺少全球性的航运营运、决策机构以及战略决策机构。 |
4.海派文化包容性强,能积极吸收国际航运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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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
威胁 |
1.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政策上先行先试。 |
1.面临其他(特别是亚洲)国际航运中心的激烈竞争 |
2.班轮公司联盟化、集装箱船大型化带来的全新机会。 |
2.面临国内尤其是长三角港口的激烈竞争。 |
3.上海乃至中国经济未来的快速发展。 |
3.航运配套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1.借助大数据运用,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化的步伐
上海港可以充分利用班轮的船期信息、船舶的动态地理位置、船舶在港逗留时间、装卸效率等各种信息,进行预测和分析,优化服务,及时调整港口费用。同时,利用海量的气候水文信息对运力投放进行预警,在不利天气下进行操作调配[4]。此外,大数据可以作出不同航线、不同船型和联运服务的运费定价预测,从而管控供应链业务的风险。目前,上海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5],交通监管部门可以借助大数据运用对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货物流量进行准确的把握,及时采取措施缓解拥堵,实现集疏运体系的顺畅。最后,一关三检等部门也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为进出上海港的货物提供更快速、便捷的通关和检验服务。
所有这些不光依赖于各部门自身的数据存量,更依赖于上海市乃至国家相关统计资料和信息的公开和共享。上海市统计局正在积极构建一套能系统、全面反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希望建立跨区域航运联合统计平台和航运中心发展预测模型,分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机制和方向[6]。顺应这一潮流,我国应鼓励甚至强制要求海关、港口、统计局以及交通运输部门,全面、及时、快速、准确地提供行业数据和信息,供企事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分析,从而为预测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各航运相关部门可利用相关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利用自贸区政策,探索离岸模式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软环境的提升可以通过信息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上海也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吸引大量船公司的决策部门和船舶管理公司入驻入手,围绕船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航运经纪人俱乐部秘书长刘巽良建议,在政策没有放开、法律没有授权的条件下,上海探索离岸模式较为可行。以船舶注册为例,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营造一个不亚于星港的经商环境,引导中资外籍船东的实体(船舶管理公司)在上海集聚[7]。自贸区新近关于船舶管理公司的办法已经吸引了一些外资船舶管理公司入驻,未来要加强这方面政策法规的研究,多渠道、多方位的提供服务。借助船公司和船舶管理公司的大量集聚,上海要尽快实现其他要素的集聚,促进船舶经纪、船级社、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商的汇集。
3.双管齐下,引进和培养高端航运服务人才
从当前情况来看,具有竞争力的国际航运政策、现代航运服务的发展水平和世界航运话语权掌控是上海形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因素[8]。要尽快改变上海高端航运服务人才匮乏的现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通过设立海运激励基金等政策来吸引航运高端人才。在航运人才的引进上,要注意政策制定的可操作性。针对航运经纪人、船舶租赁经纪人等实务要求很高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学历等方面的要求,避免专才因学历不高而无法引进。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包括IMO、伦敦保险人协会、各大船级社等权威机构,以及上海海事大学在内的航运专业院校,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中长期的培训,以便迅速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香港汇集了众多高端航运人才,而上海在船员培训、船舶维修等方面有很大优势,二者优势互补,可以携手探讨有关培训事宜。同时,由于上海与伦敦在国际航运中心中的定位有所不同,伦敦更容易把上海看成合作者而非替代者。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加强与伦敦航运专业机构的合作,在承接国际航运产业转移中学习创新[9]。
3.整合现有机构和资源,由统一的机构对外发布信息
上海应对现有资源和管理机构进行整合,由统一的机构来领导和协调,并对外发布关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权威的信息。伦敦的海事英国②和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即采取了类似做法。同时,上海目前从事国际航运中心研究的机构大约有50多家,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机构,应进行适当整合,以便汇集专家学者的意见,使之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库。各自分散将导致资源、人才以及资金的浪费,而统一的机构将有利于增强航运中心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为航运、保险、金融等机构的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
4.加强港口联动,积极应对班轮联盟化趋势
面对亚太地区香港、新加坡等著名国际航运中心的压力,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应当加强港口联动。当班轮公司以联盟形式出现在国际航运市场上,作为港口服务的提供商仍然单枪匹马,将很难在与班轮联盟的谈判上占据优势地位。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鲍琳·范德梅尔莫建议,首先应增加上海港内部的互联互通性,同时加强中国各个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以及中国港口和世界各国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性[10]。上海港水深条件不够,但宁波港却是天然良港,且马士基在宁波港梅山码头拥有25%的股份,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全球最先进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专用码头,为该类型船舶提供无吃水限制、无装卸高度限制、全天候24小时可靠离泊的码头设施[11]。借助宁波港的优势及上海港广阔的经济腹地,未来班轮联盟的航线设置中,上海港和宁波港将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两港应高度关注港口的服务效率、集疏运体系的快速和便捷、支线与干线的密切衔接等问题,努力成为联盟主要航线枢纽港或中转港。若能在枢纽港竞争中抢占先机,必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快速增长的引擎。上海港和宁波港可以通过加大相互持股等方式,在泊位建设、航线优化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协调,互惠互利,使两个世界级大港竞合发展。两港的竞合发展有助于优化“以上海港为中心、以宁波—舟山港为南翼、以洋口港为北翼、以长江诸港为纵深”的港口群格局。同时,可以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通过税收和相关监管制度的完善有效提升港口的互联互通性。
《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到2015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基本实现货物、船舶、企业、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航运要素与资源集聚,初步具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由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一直采用以政府为主的推动机制,今后要注意形成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有机融合的机制,才能推进航运中心又好又快的建设和发展[12]。应当看到,新加坡和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共同的优势在于监管的透明,因此放宽监管,服务企业是未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努力的方向。同时,在世界广泛运用大数据的今天,上海若能借助大数据进行航运信息的挖掘和研究,抢先布局,则可能在今后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甚至后来居上。
①已经形成的班轮联盟有P3联盟(包括马士基,MSC、CMA-CGM),G6联盟(包括总统轮船、商船三井、赫伯罗特—南美轮船、日本邮船、东方海外和现代商船),A7联盟(即CKYHE联盟,包括中远集运、川崎汽船、阳明海运、韩进海运、长荣海运、中海与阿拉伯航运)。
②“海事英国”由伦敦的波罗的海交易所、英国港口协会、英国航运协会、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纪人协会、海事伦敦和英国主要港口集团六大航运组织联合组建。
[1]香港航运发展局.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顾问研究[R],2014-4-16.
[2]徐剑华.港口如何应对航运公司超级联盟的挑战?[EB/OL]. http://www.ship.sh/column_article.php?id=1664,2014-05-19.
[3]徐瑞哲.大数据时代的上海机遇[N].解放日报2013-4-14.
[4]国际海事信息网.当大数据遇上航运业[EB/OL]. http://www.simic.net.cn/news_show.php?id=144071,2014-4-16.
[5]骆温平.航运中心物流效率的国际比较及上海的改进策略[J].科学发展,2012(7).
[6]上海市统计局工业交通处课题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统计指标体系初探[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2(11).
[7]王然.航运中心建设还需怎样发力?[N].中国水运报,2014-2-26.
[8]陈继红,刘思伟,何新华.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政策现状与相关对策研究[J].中国水运,2013(9).
[9]董岗,汪传旭.伦敦国际航运中心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借鉴及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2(5).
[10]2014上海论坛组委会.上海论坛组织自贸区专场借鉴各国他山之石[EB/OL].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21ai880444.html,2014-5-27.
[11]谢文卿,赵楠.马士基引领大船化港口布局[J].港口经济,2012(11).
[12]茅伯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进机制研究[J].港口经济,2012(8).
作者: 上海海事大学 高霏 宋炳良 来源: 《港口经济》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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