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农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如西线—中亚地区、北线—远东地区、南线—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市场前景,因此,我国应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各类农业国际合作平台,立足我国农业生产优势和短板,推进调整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完善农业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促进农业资源、要素、产品、服务在沿线各国合理流动,推动农业产业不断优化、集聚和创新,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一)西线—中亚地区
1、推动生产要素禀赋互补
中亚地区农业自然资源丰富,生产条件优越,但可用农地的开发利用率较低。一是农业未利用耕地面积大,哈萨克斯坦拥有超过3000万公顷的可利用耕地面积,但播种面积只占一半。二是农业用地效率较低,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用地超过2200万公顷,但利用效率低下的农业用地占比25%左右。三是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吉尔吉斯斯坦农业用地面积巨大,超过全国领土的一半,但灌溉技术不成熟,可直接利用耕地近100万公顷未被开发。
根据当地资源及技术状况,推动农业机械装备出口,带动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出口及过剩产能转移。推进企业“走出去”,共同建设农业产业园区或基地,带动劳动力资源和技术资源流向当地空白区域,促进果蔬种植与加工、粮食综合生产与深加工、棉花仓储物流及加工等,拓展全产业链。
2、加强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亚国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肥料及药物等供应极度短缺,农业种植和畜牧产品加工等劳动、技术密集型农业产业落后,单产水平较低,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仅为8%,普遍低于中国。而中国在土壤改良、滴水灌溉、作物栽培、小型农机具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适用的生产经验与技术。
我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应加强双方科技人员交流,委派专家实地指导。利用互联网平台,建设农业信息交流和交换网络平台。鉴于中国的农业技术优势及中亚国家的农业发展方向,可以重点推进促进土壤改良、大田作物的优种繁育,改进水利设施,推广节水滴灌农业等先进技术输出。在畜牧业方面,加强肉牛肉羊育肥等现代化畜禽养殖技术示范区建设,建立联合实验室。
3、弥补双方市场紧缺农产品
中亚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农牧业生产结构,其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出口其适宜种植和生产的小麦、棉花、羊毛等,而水果、蔬菜、水产品等依赖进口,其中果蔬等鲜活农产品及加工农产品进口依赖度很高,反季节蔬菜需求旺盛,而且批发价格比我国新疆等西部地区高1-4倍。
我国应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促进贸易投资领域拓展,其中可以加强对中亚地区紧缺蔬果等鲜活产品及深加工产品的出口。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促进中亚地区农业资源开发,提升农业附加值含量。加强进口中亚优势农产品,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积极促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业态发展。
(二)北线—远东地区
1、优化配置劳动力与土地资源
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政府开发力度不足,农业资源生产禀赋与我国东北大体相同。主要适宜种植食用大豆、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符合现代新型农业发展条件。
我国应在远东地区推进绿色无公害蔬菜出口基地建设,投资兴办小型食品加工企业,租赁若干国有农场建设中国特色村,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向俄罗斯输送富余劳动力,开发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促进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匹配。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辽阔,多年采用大面积机械化直播方式。我国在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土地大面积集中管理、集约化经营,而俄罗斯直播品种资源和技术值得我国借鉴。
2、合力打造粮食运输线
远东地区地缘辽阔,是绿色食品的生产基地,粮食生产潜力大。我国以提供合作的方式为资本、设备和技术进行输出,充分开发其资源,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港口建设,建成远东地区农产品出口通道。同时,以地缘优势获得优质粮食资源,打造陆上粮食安全保障线。
(三)南线—东南亚地区
1、加强生产基地建设与优势技术领域合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消费量增大,国内农业资源紧缺,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农业资源禀赋优良,主要农产品占据全球重要地位,但中南半岛地区如缅甸和柬埔寨农业生产条件与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建设停滞不前。我国应加强补缺型农产品的贸易合作,并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对该地区种子等农业技术合作、化肥农药合作及农业机具出口,推进双方经济发展。
2、推动仓储、物流、港口建设
粮食储备及仓储物流是生产链后期的重要环节,但东南亚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稻产后烘干与仓储设施缺乏,资源利用效益较低。码头和港口仓库是粮食进出口贸易的核心资源,实现粮食贸易的主动性需要控制港口,我国需要在主要稻谷出口国如泰国和越南,根据其出口贸易的物流中心布局选址建设码头和港口仓库,配套相关物流设施,服务我国企业。在越南胡志明港及泰国曼谷等重要港口建设港口贸易导向仓储体系,依据双边大米等贸易量调节储存空间。考虑谈判规划“克拉地峡”运河,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与安全稳定。在港口附近建设外向型精深加工产业区,降低原材料及仓储物流成本,调节库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3、推进农业产业相互补链
东南亚国家总体上产业基础较为落后,产业结构处于调整升级过程。我国在部分农业产业深加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参与其产业分工与补链。以马来西亚、印尼及缅甸为重点,推动农业对外投资,建设稳定的海外棕榈油生产加工贸易基地,实施“棕榈原料林基地-棕榈油加工及深加工-棕榈油贸易”一体化合作开发方式,稳定与我国贸易水平。加强与我国西南地区合作,推进跨区域资源一体化开发,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推动技术共享,实现资源禀赋差异互补,协调种植方式及结构,协作提升农产品全产业链水平。
(一)“走出去”面临融资瓶颈
由于银行和各类基金设置的较高的投融资门槛,即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稳定的现金流、较好的市场前景和最低投资额限制等,导致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贷不到”,同时,市场化运作的金融项目普遍具有较高的预期内部收益率,资金使用成本高、压力大,致使企业“不敢贷”。
(二)农业国际合作尚未形成而合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双多边机制下开展了各项农业交流与合作,但由于政策合作主体、资源配置来源及管理沟通渠道等差异,导致部门间工作联系机制不完善。由于国际公共产品与服务建设相关合作项目较为分散,不同部门间利益差异存在合作资源分散化问题,官方层面的政府间合作、对外援助与民间的企业“走出去”未深度结合,政策落实困难。
(三)农业国际信息服务水平较低
我国涉外企业信息服务能力建设缓慢,农业对外投资的众多企业只能依靠自身渠道搜集信息材料,农业参赞和机构办事处代表很少,不能够适应我国日益繁多的农业国际交流任务发展。
(四)不确定性风险较高
农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很多企业并未全面了解当地文化、法律等因素,只与政府层面进行沟通,未考虑当地民众状况及文化特点,不能做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部分项目受到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干预阻扰。国内外劳动力成本、工作方式效率差异及当地工会文化冲突等评估不足,致使项目后续推进困难,成本攀升。
(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内部产业融合及创新
我国需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增加有效供给和高端供给,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补齐国内农业资源短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产品质量。调整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进我国传统出口品的优化升级,我国要积极配合“一带一路”步伐,促进养殖业、种植业、畜牧业及林业等产业与大户、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有机结合,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联动发展。
(二)拓宽融资渠道,引导资金汇聚农业合作领域
利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资金机制,争取扩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规模,遴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合作基础扎实、社会形象良好的农业产业合作园区,积极争取国家境外合作区资金支持。鼓励企业以公私合营(PPP)模式,撬动更多的资金流向“一带一路”农业建设,参与境外产业聚集区、经贸合作区、农业园区建设,带动我国农业企业及装备、技术、标准、服务“全产业链出口”。
(三)融合新技术与新观念,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合作,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种植效益。利用比较优势展现特色农业,如开发高原特色农业,利用茶马古道等历史文化实现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农业”,提升农业国际合作信息服务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种植数据化,发展农业大数据技术,推进种养、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的有机衔接,融入互联网电商平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平衡供需。
(四)健全农业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发展水平
促进合作关联方深入了解各地实际,实施“一带一路”农业领域重要规划,加快我国与有关国家商签投资协定,签订政府间、部门间合作协议,构建国家层面的交流对话机制。推进双边政策落实,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力度。支持建设农业国际合作系统能力,提升涉外语言翻译技术,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数据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并宣传农业国际合作成就。
(执笔: 刘振中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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