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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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环节与功能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形成全球性的供应链。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制造。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仅是“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也成为“世界市场”需求方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中间产品及供应链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回迁，然而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主要是因为外资制造业在中国已形成规模，成本和收益之比不能支持回迁。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随着全球市场的分散化，企业将失去规模经济，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能力将会降低……在广泛的技术领域寻求自给自足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将是一个死胡同”。当然，由于一些国际企业面临的高关税风险加上中国劳动成本的升高，低端产业转移会呈现一些“分散”的趋势，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转移产能。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

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再通过相互贸易，实现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供应链。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过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作用于需求方，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却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双方。从供应端来看，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企业的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当“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对全球供应链是一次大考，各国都在考虑如何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中长期内，一些跨国企业可能会把过去效率优先的单一目标模式转向兼顾效率与韧性的双目标模式，使得企业未来拥有足够韧性的供应链来应对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上下游关系是经过长期市场供需匹配而形成的结果，疫情既不可能撼动全球供应链的既有结构，也无法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和其他率先复工复产的亚洲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这也证明国际供应链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供应链的既定格局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美国政府大力推动本国企业与中国的“产业脱钩”，并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投资。但是，印度的投资环境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8位，比中国落后40位，而且在12个竞争力子项目中，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替代者，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出于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印度的依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一种政治姿态。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美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扩大印度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生产加工基地的替代。

除了印度，东南亚国家也是跨国公司意向中的产业转移目的地。除劳动成本外，东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工作效率等方面比中国存在较大劣势，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效率较低。以越南为例，越南缺乏有技能的熟练工人，70%的劳动力不能达到专业质量标准，2017年，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GDP）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随着外商加速在越南投资建厂，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土地厂房租金等都在快速上升。因此，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只是对中国供应链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由成本、市场、效率、政策等综合因素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在新冠疫情中，中国在采取封城等严格防疫措施后短短两个月内就迅速复工复产，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产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自4月起，中国出口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2020年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6%和46.4%。

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重要因素，“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以特斯拉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高潮中，它仍然在上海投资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工厂，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

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调整的短期现象。根据中国产业的现状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位置，以及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的新动向和特征，从全球供应链稳定、东西部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加快我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

——尽管全球供应链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是多年来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形成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供应链，做到完全自力更生，因此需要国际合作保证全球供应链的渠道畅通。建议国家在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全球供应链的机制安排，以多边发展平台开展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广泛对话，防止基于政治因素割裂全球供应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总结疫情以来供应链受到冲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交流、经贸联系，特别是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同时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中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新的跃升。建议通过回顾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来凸显出的供应链问题，全面梳理中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清单，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研究和开发，尽快在一些产业基础薄弱的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要补齐高端供应链的短板，而且更要打造高端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由于并购西方高技术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究，而开发核心技术研发的关键是人才。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以包容的监管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发挥我国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和国际供应链。

——西部地区要甄别自身比较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承续产业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浪费资源；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搭建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桥梁，切实把生态环境转换为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西部地区可借力新基建，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拉近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包括东西部人才、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不拘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积极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东西联动发展。

——在国际层面，发挥西部地区“一带一路”驿站的特殊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第三，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大力拓展朋友圈。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推动企业建立“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包括电商）”的市场化一揽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注重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制造业、服务业。同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潜力，而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项目以及园区建设也需要考虑电力供应、交通运力和产业供应链。

——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的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等）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注重当地民生的改善，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升东道国自生能力，营造合作共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作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资深实务专家、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于佳《经济导刊》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