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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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市场学会会长

数字化助力服务业打破了“成本病”假说，成为积极创新发展的“进步”部门。面向未来，数字化将在若干方面持续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

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线上市场依循市场化原则不断做大做强；技术创新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将陆续带来颠覆式创新；业态创新上，生活服务领域或将腾出更大普惠空间；组合式创新方面，数实融合场景不断深化拓展；贸易创新上，数字化可以提升服务贸易效益。

企业和政府应积极布局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相关领域，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01 数字化有力推动了服务业创新发展

在一国或地区工业化之前和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比较高是普遍现象。只有在工业化时期，工业的占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结合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事实，大部分学者曾经一度认为服务业占比较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但现在国外开始反思制造业空心化、主张制造业回流，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服务业占比高可能是拉低经济增速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对服务业的反向认识主要基于鲍莫尔成本病假说，认为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效率较低，直观表现是服务业就业份额高于增加值份额。

美国学者鲍莫尔于1967提出了“成本病”假说，认为经济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从“进步”部门（即那些以相对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为特征的部门）转移到停滞或“非进步”部门，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所谓的“成本病”，即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

不过，我们如果将服务业划分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两类，就会发现：

不可标准化服务业符合鲍莫尔模型的假设，其过度增长会导致“成本病”；可标准化服务业不符合鲍莫尔模型的假设，其增长会保证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数字化在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尤其是数字化会带来的服务经济边际收益递增、让不可贸易的变为可贸易的新现象，很好地攻克了“成本病”假说的前提条件，从而使服务业与制造业一样成为所谓的“进步”部门。

比如，当信息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商品生产部门的增长率高时，服务业改善速度与增速都与经济水平相当。所以，当数字经济能帮助信息服务经济增速时，“鲍莫尔成本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治愈”。

我们曾经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实证测算了技术创新在推动服务业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证明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在成为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数字经济的贡献很难被完整地记录或精准测算，因为很多数字经济的的福利贡献是难以计量的，但其对经济社会和民生福祉的巨大贡献正在彰显出来。

可以预计，未来社会，我们很有可能面对“无数字，不生活，不生产”的事实，服务业将走在拥抱数字化的最前沿。

02 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几个着力点

面向未来，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布局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相关领域，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来看，可以以技术创新、业态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创新、组合式创新及贸易创新为主要着力点。

第一，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线上市场依循市场化原则不断做大做强。

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服务业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出现了线上服务的新业态模式。利用数字技术配置存量和增量资源，在不提升成本的情况下将碎片化的资源与消费者的需求一一对应起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中，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人们碎片化时间与服务平台碎片化资源相匹配，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如利用网络大数据匹配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并进行相关产品推送，多维度推广产品，多渠道宣传品牌。

并且，随着创新带来的数字化中间服务种类不断增加，极大地提高了服务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消费者数量众多，数字平台市场广阔，这意味着数字平台既能达到规模效应，也能达到竞争效应，消费者通过透明公开的价格信息能选择最优惠的数字服务平台。

因此，在平台间竞争及数字生态系统间竞争压力下，平台企业要在自身运营过程更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遵循市场原则，扩大有效市场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

当国内市场趋近于饱和时，拥有全球化视野的数字平台还可带领我国数字化服务走出去。而且，渗透性的数字技术能带来竞争优势，创造更多的价值，使企业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

例如，支付宝平台基于庞大的用户基础，强交易心智，独有的平台特色能力等，以“全渠道运营、全链路运营、全生态开放”的理念，推动“繁星计划2.0”，提供超百亿公域流量，支持服务业企业进行“三低四高”的数字化转型，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服务化运营时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将资源配置到服务业数字化领域。（备注：“三低四高”——“三低”即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四高”即高精准、高效益、高信任、高融合。）

第二，技术创新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将陆续带来颠覆式创新。

由于时代特性，数字时代的产品和服务创新速度日新月异。而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快速创造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有效加强创新能力。

服务业数字化能带给企业衍生新领域的机会，利用科技手段打破信息边界，并且科技的迭代性进步会激发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这种迭代式创新的前景较易观察，相关投资和技术专利已提前布局，处于稳定发展轨道，新进入企业进入门槛较高，如电商平台、电信网络。

对全社会、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将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颠覆式技术创新，尤其是那些应用场景广阔的技术创新，一旦取得突破将对整个行业产生较大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值得高度关注。从共享单车、网约车、直播，到元宇宙，再到ChatGPT，都大致属于这一类型。

近年来，让人工智能受到全世界瞩目的高调事件，基本上都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比如，AlphaGo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自然语言处理催生了智能语音助手，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AI绘画更是以假乱真、火遍全球……

可以说，深度学习已经浸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正蓄势待发，即将掀起一场惊人的变革。

特别是元宇宙和ChatGPT的技术还在快速发展演进，今后将在更多场景产生实质影响力，极大提高相关行业的服务效率。

此外，道德技术与数字隐私、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物联网、6G等技术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取得突破式发展，值得高度关注。

第三，业态创新上，生活服务领域或将腾出更大普惠空间。

未来，部分生活服务的巨大缺口或将由平台以准公共品或商品形式的市场化形式来提供，增强普惠性和科技伦理，加快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让生活服务更加精细化。

比如，“未来社区”致力于提升群众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从居民的实际生活情景出发，推动服务方式和理念进行数字化创新，让民生服务场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并形成了一批应用广泛且契合百姓生活的典型场景，最大程度增强数字治理的包容性和消除数字鸿沟，让基层百姓实实在在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另一方面，生活服务将更注重科技伦理。

有研究表明，更好的数字的产品的设计和使用可以减少老年人和边缘化用户所造成数字排斥问题。因此，在智能化时代需要更多的数字包容，利用普惠便民的技术以弥补数字鸿沟。

此外，数字化变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改革。

数字化一站式公共服务利用大数据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如政府利用大数据作为基础，预测群众的需求，彻底改变了群众找政府的现象，而是让数据和政府提前找到需要服务的群众，利用线上平台提供公共服务。

例如，支付宝平台从提供支付服务开始，通过开放平台战略，不断引入数字金融、政务民生、本地生活等各领域服务方，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数字生活服务，聚合了大量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以及依托平台的流量、信用能力等所产生的公益服务，从生活缴费、社保公积金，到电子结婚证，都可以在支付宝平台上办理。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超过一半的中国家庭通过支付宝完成办事缴费，超过8000种公共服务在支付宝上线。其中，中国有超过300个城市、3500家医院通过支付宝给患者提供线上挂号、在线缴费、报告查询等服务。这不但便利了居民生活，也节省了大量社会成本，推动了生活服务的普惠。

第四，组合式创新方面，数实融合场景不断深化拓展。

数字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素集约、业态集聚、功能集成、流量集中等方面上，这都可以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又反过来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创新。

一方面，数实融合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

数字化能重构现代化服务业新型产业链，在数字化发展模式下，服务业多元发展是产业重构的重要体现。

如今，各种在线服务云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型服务形式涌现，甚至出现了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和服务内容的虚拟服务，比如虚拟偶像、线上演唱会、VR（虚拟现实技术）、NFT（数字藏品）等。

另一方面，数实融合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继续深度融合，并向产业、消费、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渗透。

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则纵向贯通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出现了跨界融合的多层次服务，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让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应运而生。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服务业生产率，还可以通过数实融合拉动制造业生产率。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发展。

很多地方产业发展实践表明，用以“虚”促“实”的方法，极大推动了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朝着数字化、智慧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一是数字化为实体经济开拓新空间。产业数字化重塑产业分工协作新模式，产业间技术不断提升。数字平台化打造新生态、新业态、新模式，让产业转型升级的充满活力，让经济增长充满动力，为企业提供数据支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此外，数字经济为企业征信提供了新的辅佐证据。金融机构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提供贷款资金，可视化地企业解决资金问题。

二是智慧化提高实体经济生产效率。数字技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扩张经济规模。实体经济由生产、经营、流通、服务等对接环节组成，而数字化能提升各个环节间的沟通效率、流通效率、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数字资源配置的不断扩大，让全社会、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也不断提高。

在全球竞争愈发激烈的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经济的进步源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制造业的稳步前进。只有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

特别指出的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前沿在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是以下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和指导，数据是其载体，释放价值是其关键，数据赋能是其重点，对产业链的上下游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重组的过程。

第五，贸易创新上，数字化可以提升服务贸易效益。

数字经济下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越强，服务业进口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从而加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使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规模不断增大以及质量不断提高。

服务业“走出去”与数字化发展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的服务贸易方式和扩大了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为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径。

数字化连接了海量数据和用户，为远程服务提供了较低的边际成本，对跨境贸易的附加成本很小。尤其是研发服务和众包平台，不仅可以提供超越时空的服务，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提供优质服务。总之，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望能打破鲍穆尔—富克斯假说。

虽然数字化引领了科技创新新趋势，催生了现代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暴露出一些短板。

一方面，在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领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的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增长速度较为显著，但不同地域间、产业间涉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度不一，还存在资源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在不同体量的平台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亦或不同发展速度的城市间都存在着数字鸿沟。

03 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生态体系

第一，加大改革力度，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

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信任不足的转型经济体中，在信息成本高、交易风险大的行业领域中，价格机制作用更易被扭曲，而数据机制可以发挥更大潜力，从而“孕育”出大量数字经济业态和模式的创新。

只有不断推动制度、组织和文化体系的适应性变迁，发挥好制度、组织和文化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的界定和使能作用，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更好的基础环境，才能有效实现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数字化的支撑功能。

第二，引导社会资源向服务业未来创新领域集中，把握创新发展机遇。

培养劳动者的技能，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展劳动者新能力培训，还可以通过调整学校课程，培养学生数字化技能，打造真正的从毕业到就业的通道。

鼓励社会资本从事数据密集型行业的研发、咨询和投融资活动，对具有公共研发平台属性等特定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在国家重点产业目录、省市产业发展规划等产业政策中释放积极信号，在人工智能与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与数字人民币、数实融合、跨境电商等领域加大全国性试点任务，并鼓励各地自发开展相关试点。

第三，加快数字社会建设，积极谋划数字社会建设行动方案。

数字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变革，也涉及社会组织方式和利益格局调整。

科学谋划和有效实施数字社会建设行动方案，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我们必将迎来生活更加舒适、发展更有质量、治理更具效能、技术更加先进的数字社会。

“来源：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