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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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在第75期鸿儒论道的精彩演讲。

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

相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现有的经济分析更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增长。就短期来看，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转型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GDP增速一直在往下跌，很多人都怀疑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这是很多经济学者和精英人士都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这种现实性体现在，很多人会问，中国现在还能不能在国内投资，能不能在国内买房地产？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是否应该赶紧把资产换成美元，早点准备移民？

乐观地讲，如果短期的下跌只是转型的痛苦期，那没关系，过两年经济增长的势头又会重新提振；如果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也已经相当不错了，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这样的增速意味着GDP每年增加一个土耳其；如果这一增速能保持30年，那么中国真的将变成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因此我们没必要非要追求双位数的增长。

图：中国GDP年增长率

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GDP增速是否会一路下滑？假定今年的增速是7%，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年的GDP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5%。有人担心，照这个趋势下去，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搞清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原来的驱动力不能再驱动了？我们有什么新的驱动力？如果我们有新的驱动力，怎样才能把这些驱动力发挥出来？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回答。总的来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很简单，投资拉动与出口驱动。

具体来说，投资拉动就是一种要素推动的增长，长期以来我们依靠的投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政府的基建，三是制造业的投资：

l  如今这三项主要的投资拉动效果都比较疲软，相对比较稳健的还是基建投资，虽然前一段时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方债和反腐败等等，曾经一度也比较低迷，现在我们看到基建的投资逐步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很多重大项目有可能会启动，所以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还算比较稳固。

l  但房地产的投资比较疲软，由于前段时间新建住房太多，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房产库存较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库存周期，各方观点不一。尽管从目前来看，房地产交易仍然呈现出量价齐升，但是房地产的投资依然是比较疲软。

l  制造业的投资是最核心、最根本的驱动力，但制造业的投资是非常低迷的。制造业的投资，是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愿景和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业的投资要等5-1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回本，投资制造业会关心2020年、甚至2025年的经济状况，换句话说，5到10年之后能否赚钱，才是制造业投资关心的关键问题。对此，市场情绪普遍比较悲观的。

出口方面，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都呈现负增长，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那几年，出口的年增长率曾达到过20%—30%，这将一举拉动GDP五个百分点左右。但出口是和外需息息相关的，而由于欧美国家受本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疲软，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出口再也难以恢复到2002年以后黄金时期的增速了，中国传统贸易伙伴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已经用尽了。相应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试图将市场份额从30%提高到40%是十分困难的。

要想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另一条途径是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中高端的产品，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从数据上看，出口在GDP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20%了，最高的时候有30%多。

此外，由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本国居民的购买力也在逐步的增加，内需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高，而出口已经不再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如前所述，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信心非常低迷，为什么投资的信心非常低迷呢？这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信心不足？

我们经常讲要转型，要转变成一个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要增长驱动力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逐步实现了这一转变，可是我们没有投资，没有供给侧。我们尤其强调供给侧，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疲软是三期叠加造成的，有短期的问题，也有中长期的问题，而中长期问题就与供给侧相关。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消费，片面强调服务业，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我们强调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不能片面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很有可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总之，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还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因此我们非常赞成中央说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供给侧出问题？为什么投资不足就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为什么投资会不足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回答的根本性的问题。

图：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上图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图中上方的曲线代表美国GDP的长期增长趋势，而下方不同颜色的线都是在假设中国以不同的GDP增长率的经济前景：假设中国能保证8%以上的增长率，我们可能很快就能赶超美国了；如果我们稍微低一点的增长率，赶超美国也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增长率过于低，低到4%以下，赶超美国就遥遥无期了。

赶超美国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真的能保持6%—7%的中高速的增长，等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经济增长前景就将是最下面那几条缓慢增长的曲线，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学界有很多争议，我觉得这取决于怎么定义，但无论如何，确实有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徘徊不前，这是一个事实，例如一些拉美的国家，人均GDP一直徘徊在5000~10000美元的水平线上。如今中国的人均GDP正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上，即7500~77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如果中国要想再实现持续30年的中高速的增长，那就必须要转型，因为原先的投资和出口已经无法再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了。

图：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上图展示了一些国家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结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别的国家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图中的纵轴是人均GDP，一般认为，3000美元以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贫穷国家，突破人均3000美元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暂且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定为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而图中的横坐标代表实现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时间，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出，表现最好的是日本，日本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30000美元花了60年的时间；其次，韩国是从人均3000美元达到人均20000多美元，大概花了35年，也相当了不起了。此外，葡萄牙由于工业化较为漫长，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20000美元花了60年。墨西哥现在还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就徘徊在一万美元上下，所以墨西哥是典型的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人均GDP也长期徘徊在一万美元以内，泰国、阿尔及利亚，秘鲁，这些国家都没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果我们限定在二战以后不通过侵略、殖民等其他途径，仅仅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真正发达国家的例子，事实上屈指可数。照此定义，日本也不能算，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发达了，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真正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我认为最最典型的就是韩国跟台湾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能摆脱贫困陷阱，即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条线；但是15000美元这条线，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是比较难超越的，现有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之所以很多国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增长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增长机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型的阶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只能靠要素驱动型的增长。

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效率。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以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创新。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就没有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每个阶段都是混合的，但是每一阶段主要的驱动力是不同的。

根据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平均下来，60%的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但这个阶段也有来自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但贡献很小，比如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只占5%。因此，在这个阶段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只能不断增加要素投入。

	要素投入的 贡献	提高效率的 贡献	创新的 贡献
要素驱动模式	60%	35%	5%
效率驱动模式	40%	50%	10%
创新驱动模式	20%	50%	30%

数据来源：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 WorldEconomic Forum.

在效率驱动型的阶段，即中等收入阶段，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到50%，但是依然需要增加要素投入；同时，创新的贡献上升到10%。

对于创新驱动的发达国家，要素的投入就比较小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20%，效率提升的贡献仍然高达50%，而创新的贡献上升到30%。

根据这样的规律，要想跨越贫困陷阱，首先必须经历要素驱动的阶段。跨越贫困陷阱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长期处在贫困陷阱里。在这个阶段，所谓的要素无非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劳动力。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价格都相对比较便宜，对空气和水的污染也不会面临严格的执法。所以在要素驱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就是依赖低价格的要素，拼命地增加投入。

在这一阶段，做得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过去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典型的要素驱动阶段的特征，甚至是教科书式的。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如果想要实现经济增长，一定要好好研究中国模式。但是要实现要素驱动的增长，需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第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这一阶段，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比较虚弱，导致很多经济政策无法执行。但是，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这一阶段都具备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条件。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时进行适度的产权保护。我特别强调，适度的产权保护。就是说，一方面要有产权保护，使得人们愿意投资，愿意积累资本。但是产权保护如果过度，那就牺牲了效率。

第二，效率比公平更优先。什么叫适度产权保护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拆迁。假设一栋房子正好在计划修建的公路上，那么拆迁就需要给予补偿；如果绝对尊重产权，那么解决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增加补偿款直到业主同意拆迁，要么公路改道，总之这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损失。但如果适度尊重产权，一旦补偿款谈不拢，就强拆了。由于处在要素驱动的增长阶段，很难讲这种适度的产权保护是否合理，比如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都是直的，台湾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弯的，因为大陆更强调效率高于公平。

第三，健康的、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力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劳动力是廉价的，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准确的。

中国的劳动力确实廉价，但更重要的是高效。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劳动力不廉价了，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还在中国生产呢？搬走的只是少部分低端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呢？80年代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加廉价，为什么跨国企业不选择去非洲国家投资生产呢？因为中国的劳动力高效。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两大特征，第一，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风勤俭，愿意服从，重视团队合作。更关键的是，他们相信努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现实，懂得计算成本收益。这就意味着劳资双方可以进行谈判。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成长在毛时代，因此其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大多数女性劳动者都接受过初等教育，他们识字，他们崇拜现代西方科技。毛时代的教育普及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好了底子，使得妇女的识字率达到90%以上；而印度的妇女识字率，全国平均只有40%左右，很多偏远地区更低。

这些健康的、受过初等教育的青壮年，就成为改革开放后廉价、高效的劳动力的来源。所以说白了，中国第一阶段的增长靠的是三亿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我们工业化提供了最稳定的劳动力来源。

到了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廉价劳动力了，而是主要靠效率驱动了。很多拉美国家都无法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是靠拼命地投入要素，但现在的增长要靠提升市场环境，即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为将来进行创新驱动做好准备。这时候就需要高等教育，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各项改革的深化，需要比过去更加重视产权保护。在这一阶段，政府要慢慢地淡出，政府要做正确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希望政府真正地开始逐渐地做守夜人，而不是直接进行投资，直接干预经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在第一阶段是强势的，现在要卸磨杀驴，政府内部也有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既得利益。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的阶段，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所处的阶段，要过渡到这一阶段就更难了，它意味着把人类所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往外推。在这方面，目前我认为只有美国和德国才真正具有原创的实力，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都是以模仿赶超为主的，一旦达到了这个阶段，就很难涌现出持续的创新能量力了，在创新驱动的阶段，需要进一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要非常高效，需要优良的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在摆脱贫穷陷阱的过程中是教科书式的典范，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中国模式实现了双重转轨之路，一是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进行持续的工业化，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是要素和效率双重驱动的增长，这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改革开放30年来，TFP贡献了52%的经济增长，而改革开放初期TFP的贡献率更高，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和效率改善相结合的，我们的工业化是要素驱动，我们的改革是效率的改进。

时间	1978‐2007	1978‐1988	1988‐1998	1998‐2007
人均GDP增长率	7.58	6.77	6.4	9.79
人均资本增长率	3.66	2.58	3.35	5.21
TFP增长率	3.92	4.19	3.05	4.58
TFP贡献	52%	62%	48%

Brandt and Zhu (201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通过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的改革，使TFP贡献了62%的增长。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TFP贡献降低到48%，第三个十年继续下降到47%，这说明我们第三个十年尤其是一个要素驱动、而不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所以中国在第一阶段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要素驱动加上效率的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如今很难再维持了，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转型？

人口压力与经济新常态

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过去30年那样继续双位数的增长？为什么要转入新常态？那是因为，第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三亿多农民工了；第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了，工资必然要涨上去，劳动力成本也就上涨了；第三，环境和资源承受力不足，比如前几天，北京刚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雾霾；第四，持续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了，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

其中，我最关注的是人口问题，如今，我国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一路下降的，目前中央已经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末，中国出现过一个人口增速突然的下跌，那是大饥荒，大饥荒过后人口增速又出现了反弹。此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速一路下滑，直接表现为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有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1.18，就是说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只生1.18个孩子，换句话说，上一代还有两个人，下一代就变成1.18个人了，这样下去，人口萎缩是极其迅速的，将导致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有人认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没有那么低，大致是1.4，但1.4也是很可怕的。

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增速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另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即指全社会需要抚养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其中，需要抚养的人口既包括老人，也包括小孩。由于过去中国的人均寿命很低，尽管此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抚养比是一路下降的，如今人口抚养比已经降得很低了。但今后人口抚养比将开始回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现在退休的老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和平年代出生的人，在幼儿时期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相对要提高一些。此外，随着国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增加也将补充新增劳动力。不过，中国即将步入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事实上根据严格的定义，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了。

图：人口抚养比，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比

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导致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每年下降200-300万人，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劳动力总量很快就要跌破9亿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社会供养，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此外，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老龄化会导致各种复杂的效果，比如说老龄化会导致创新动力的缺乏，像在日本这样一个老龄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创业，更多的年轻人就愿意到一个大公司去领一份稳定的工资，老龄化对创新是非常大的压抑。

李宏斌教授和他的团队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廉价中国劳动力的终结》，文中指出，过去这五年，劳动力成本增长是非常明显的；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成本开始迅速上升，这些现象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墨西哥了，在亚太地区已经仅次于菲律宾了。

人口抚养比上升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社保的问题。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导致社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保现在的缺口非常大。总之，过去我们靠优质的低端劳动力来驱动增长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型，转向效率驱动的增长。效率驱动的增长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运转中还有好多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那么这些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受。

如何提高效率，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事实上，中央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供给侧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就是效率的提高，而效率提高的着眼点在于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包括，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的提高，第二，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第三，土地房地产市场效率的提高，第四，政府的角色要更合理、更有效率，第五，市场体系、市场整合程度的进一步完善。

为什么要素市场效率的提高是下一步效率提高的核心呢？因为我们的产品市场已经很高效了，我们现在有网络电商，我们有零售商业。事实上自从1993年价格闯关以后，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初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我们只是在产品市场，而没有在要素市场建立的有效的市场。要素市场的改革一直徘徊不前，越来越难改。

我们最主要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如今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低技能的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1999年，中国一年只培养出100万大学生，而到2015年，今年我们培养了770万大学生，再过五年，我们一年要培养出1000万大学生，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的扩张。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再过五年我们家里可能都请不起保姆了；但是，中国会有世界上最便宜、最高效的工程师，这是我们中国赖以增长的最大的潜能。有人说这些大学生没有用，什么都不会。我想说，首先，大学生真的不是没有用，只是他们会的东西你不会；其次，就算中国的大学生两个才顶一个用，那么每年五百万高端劳动力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今后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中，三分之二受过大学教育。所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有潜力，关键在于是否能把这部分高端劳动力投放到正确的行业和正确的城市，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很难。就目前的就业数据来看，49%的大学生进入政府单位和事业单位，19%选择国企，15%选择外企，8%选择私企，6%选择创业。可见，进入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的大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升级，它们还只想着雇农民工，但是由于供给减少，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上涨，所以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高到哪一天承受不了了，就把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或者越南去。

私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实现产业升级，主要因为资本市场不支持，资本市场只支持国企。所以，各种要素市场效率的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到2025年要实现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那就要让大学生能够进入高端制造业，到那时，随着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很有可能出现几个大学生操作一大批机器人，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工作，这才是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将来工作后的大学生在哪里工作、生活？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只想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工作，之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回老家县城工作，是因为县城都凭关系，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反观特大城市，其实效率也很低，比如在北京工作，上班的路上就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需要的是人口在500-800万的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这样规模的城市有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简历找工作，不用拼爹。但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城市太少了。我一直认为，城镇化是错误的，城市化才是对的；规模太小的城镇只是一个养老的地方。无法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国际城市经济学普遍认为，中国的城市太小了，很多城市的城区人口都只有200-300万，而像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型一线城市毕竟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总体状况。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我经常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三年之前只有一家电影公司上市了，那就是华谊兄弟。中国有这么大的中产阶级的人口，但当时只有一家电影公司上市了，如果三年之前你买了华谊兄弟的股票，现在一定发财了。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取决于是否能提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未来10年内不断提升，应当能够提高经济总效率约20－25%。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需要：

l  稳步的城城镇化，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化，这需要改革；

l  需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l  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前两项都是政策问题，我们在“十三五”期间都会着力推进改革。但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理性行为，不是政府命令能解决的。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我们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静态的不平等，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叫动态的不平等。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从静态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的视角。合理健康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活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社会的动态平等。

面对严重的静态不平等，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静态不平等，试图以强行的再分配去实现静态的平等，则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动态平等，增强社会活力，同时能够逐渐减少静态的不平等。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20% 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我们引用Hertz等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动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关的：秘鲁的代际受教育相关系数高达0.66，智利高达0.6，巴西高达0.59，美国0.46，美国现在也不低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代际相关系数低就是流动性比较高。

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图：明代出身于精英家庭的进士比例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10%。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所以，我们说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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