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深入了解彝医药发展现状,总结建国以来彝族医药的成就和经验,并深入彝药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政府管理机构调研,对彝文医药典籍进行抢救性整理、彝族医药知识体系进行挖掘、彝药资源进行调查,了解彝药研发、彝药质量标准研究等现状,通过对彝医药发展的调研,提出了云南省彝医药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彝医药属于中国传统医药,是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结合彝族社会历史文化及所处自然环境等形成的独立的民族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深入了解彝医药发展现状,总结建国以来彝族医药的成就和经验,课题组深入彝药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政府管理机构对云南彝药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云南省彝医药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彝文医药典籍文献的抢救整理与出版、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与传承、彝医药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挖掘出大批重要的彝医药典籍,梳理出系统完整的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确立了彝医药是历史悠久、民族区域特色明显、影响大、至今仍为广大彝医所习用的独立医种。
1.1 彝文医药典籍文献的抢救整理与出版
彝族医药史是彝语支民族医药史、云南民族医药史、云南地方医药史,彝文医药典籍承载彝族传统医药知识。对彝文医药典籍挖掘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卫生厅开展《彝族医药古籍整理研究》,发掘出28本彝医药古籍并进行初步整理研究,研究成果获成都军区科技进步三等奖。90年代,玉溪市食品药检所组织实施《彝族医药文献发掘研究》项目,对民间挖掘的5种彝族医药手抄本(即明代双柏本、元江甲本、元江乙本、新平甲本、新平乙本)进行翻译整理研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对彝文医药典籍文献深入系统的发掘整理工作,为彝族医药研究工作和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彝医药文献,大量医药内容散见于各种彝文古籍或各种译注丛书中。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办公室出版《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丛》,收录彝医药古籍3种,分别为《查诗拉书》《尼苏夺节》《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收录13种与医药内容相关的彝文古籍,其中11种为医经合一的古籍,4种内容属于“医史·历算类”(即与疾病相关的占卜、历算类文献),7种内容属于“医史·丧葬类”(即与疾病相关的丧葬类文献),只有2种彝文古籍以专书形式论述医药[1];《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收录彝医药古籍4卷,分别为《哀牢山彝族医药》《双柏彝族医药》《罗婺彝族医药》《武定彝族医药》;其中《哀牢山彝族医药》是《老五斗李文政医药书》《底巴都龙者医药书》《洼垤李荣春医药书》《洼垤李四甲医药书》四书的合编;《彝文典籍目录》收录彝医药古籍18种[2];《黔彝古籍举要》收录彝医药古籍6种[3];《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目录》(中华书局,2010年)收录彝医药古籍58种[4]。课题组深入彝族地区,对彝医药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共搜集彝医药古籍214种,是目前全国在彝医药古籍整理方面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研究工作,基本掌握彝医药古籍资源现状、分布情况、保存现状、载体形制、文字类型、版本类型、内容特征和分类构成等内容。发现在214种古籍文献中,医经类12种,占总数的5.14%;医理类4种,占总数的1.87%;诊治类9种,占总数的4.21%;本草类9种,占总数的4.21%;方书类38种,占总数的17.76%;临床各科类17种,占总数的7.94%;养生类5种,占总数的2.34%;医史类109种,占总数的50.93%;综合性医书类11种,占总数的5.14%。按照学科特点,可以将彝医药古籍分为医经、医理、诊治、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养生、医史、综合九大类[5],证实彝医药学科的门类齐全,独立学术体系已经形成,为彝医药研究提供了最确切的历史档案资料和依据。
1.2 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与传承
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包括彝医药基础理论、病根学说、算病思路、治疗原则、组方原理、医技医术、证候诠释、药材应用、传统剂型、彝医药人物、医训医约和强身健体等相关知识内容[6]。对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和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2.1 彝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挖掘和搜集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学者整理、考释、叙述医药史料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对《明代彝医书》《医病好药书》《启谷署》等彝文医药典籍调查收集和翻译整理,发现了许多重要彝文医药典籍;对彝医药的理法方药进行初步梳理,证实《哀牢山彝族医药》《哀牢本草》《彝药志》等著作为彝医药体系,否定了“彝族无医无药”的错误观点。彝医药工作者在彝文医药古籍的搜集、翻译整理、标本采集等方面作出大量卓越的贡献,为彝医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2 彝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归纳总结
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学者探索、分析、归纳彝族医药发展历史,推动了彝族医药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发展。《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等著作将彝学研究推向高潮,揭示了彝族文化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贡献[7-8]。在此背景之下,研究者将分散于《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中的医药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彝医揽要》等著作提出了彝医药理论的系统结构;《彝族医药》对凉山彝医诊疗疾病的方法进行全面研究[9]。
1.2.3 彝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和发展
1)彝族传统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世纪初至今,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得到繁荣发展,但彝医药的传承发展却相对滞缓,群众对彝医药在疾病诊疗、预防和保健方面的需要持续增进,但云南省仅有一所彝医医院[10];彝医药教育方面,仅在2014年西南民族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彝药学教育的本科生;从彝药产业来讲,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拨云锭等却很少有人认识它们是历史悠久的彝药品种[11],而这些品种发现、研究、运用的历史在史志资料中均有较为翔实记载;从理论研究看,彝医药许多重要理论和概念的本质和内涵长期悬而未决,致使一些研究者运用中医、西医名词术语阐释彝医药理论。通过回顾彝族医药基础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及其在彝族医药临床治疗中运用的研究文献,发现彝族医药基础理论的“哎哺”学说,“五行与五脏”“二气六路”的经络学说存在着基本概念模糊和阐释人体的生理及病理不清的问题,临床上,彝族医药理论对疾病的认识仅停留在症状的表层上,缺乏对疾病的机制认识[12]。
2)彝族医药知识体系的完善与传承
正如美国学者在《彝族医疗保健一一个观察巫术与科学的窗口》中写道:一个医疗体系决不仅仅是在当地信仰和实践基础上对“西方生理医学”的套用和重新解释的折中方案[13],只有将彝医药理论放入彝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理解和阐释,而不是用其他医种“套用”和“重新解释”,方能讲清彝医药的内涵与外延。研究团队将彝族医药知识体系研究置于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背景之下,通过历史学三重证据法,即文献、出土文物、实地调查资料相互参照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学、目录学、医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彝族医药史料进行搜集考订、甄别选择、联系比较、归纳提升,对彝族医药的起源、形成、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及其特征、本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研究者深入我国彝族主要分布地区调查寻访、搜集资料、寻方问药、采集标本,历经30余年,相继完成了国内彝族医药研究中最为完整和系统的科研项目《彝族医药文献发掘研究》《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基本掌握了彝族医药状况。注重从源头寻求彝医药学问之真谛,对所发掘的214种彝文医药典籍、史志资料,以及通过田野调查方式获得的122名彝医口碑资料、数以千计彝族群众的访谈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和阐述。不以某一人或是某一本书为依据,突破各篇之见、偏于一隅、单取独论等割裂整义、各取所需的局限,综合云贵川三省所发掘的彝文医药典籍和口碑文献,将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可以认为彝医药是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结合彝族文化、彝族信仰、彝族习俗以及其居住地的地形地貌、天候气候等形成的一门民族医药学。
1.3 彝药产业体系的实施与发展
云南省各界历来重视彝药资源调查与制剂开发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彝药产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1.3.1 云南省彝药资源调查
云南省彝药材资源调查,最早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时期,推动和促进了开展民族医药的调查、发掘、整理工作,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民族医药研究室编辑出版《云南民族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全省共整理编印了十二个(十五册)全省或地区性的版本,收载药物2300余种,方剂数千个,这些药物绝大多数均产于民族地区,也是当地民族长期所言传习用的药物或药材,这些品种大都冠以汉名或植物名,沿袭中药性味、功能等格式撰写,只有部分品种载列了使用民族的药名及用药经验,虽然如此,为云南省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14]。在中草药运动时期,云南省出版《云南中草药选》《昆明民间常用草药》《玉溪中草药》《文山中草药》《红河中草药》《曲靖中草药》《丽江中草药》等系列中草药书籍,记载了大量彝族习用药材品种;此外,楚雄州药检所、玉溪药检所等相关单位还出版《彝药志》《峨山彝族药》等彝药专书;近年来,研究者通过《彝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整理和传承研究》等相关研究课题,完成了对彝药材进行系统的彝药材资源调查及整理研究,确定了1000多种彝药的基源、药材名称以及功效主治。
1.3.2 彝族药物质量标准工作
云南省早在1974年颁布《云南省药品标准》,收载75种民族药;根据卫生部77年卫药字第444号文,云南省药检所与中检院合作率先开展民族药普查工作并编写《中国民族药志》;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开始收载民族药,是民族药在药典标准上的首次收载,共收载民族药材32种。90年代初,彝药开始纳入部颁药品标准管理。1978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药政管理条例》(试行)(国发[1978]154号),该文件第19条规定:“药品标准是国家对药品质量规格和检验方法所作的技术规定,必须遵照执行。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发了(1993)第64号文件《关于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的通知》规定:“民族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民族药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以便进一步提高传统药物的质量,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振兴和发展民族医药,我部决定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文件明确规定云南省卫生厅负责彝药的标准制定、复核和初审工作。云南省卫生厅制订了137个彝药标准,这些品种先后投入生产。从此,彝药纳入国家级管理,部分彝成药品种也被收入《卫生部中药成方制剂》中,如老拨云堂生产的拨云复光散、拨云眼膏等,这些部颁药品标准收载的彝药品种,目前正在彝族地区广泛使用。这些成药品种虽未注明是彝药品种,但这些成药的确是根据彝医药理论或彝族验方研制而成,应该归属于彝成药范畴。
21世纪初,彝药开始进入“地标升国标”管理时期。2001年2月1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强化中成药国家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药监注[2001]83号),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地方药品标准品种不得在市场上流通”;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九届二十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药品管理法》(修订),第三十二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明确地取消了地方药品标准。2001年1 1月3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有关地方药品标准执行问题的公告》(国药管注[2001]522号),规定:“从2001年12月1日起至2002年1 1月3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对《药品管理法》修订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当时实行的地方药品标准批准生产的药品品种,逐个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的药品,纳入国家药品标准,可以继续生产;对不符合规定的药品,立即停止该品种的生产并撤销其批准文号。”随着地方药品标准的取消,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地标升国标”工作。2002年2月以后,虽然有如降脂通脉胶囊、肠胃舒胶囊、恒古骨伤愈等150多种彝药成药上升为国家标准,但有部分彝药品种没有升为国家标准,这些上升为国家标准的大部分彝药品种为独家生产品种。
目前,云南省彝药品种主要有3个来源:①部分品种是地标升国标的产品,大约150多种,目前已经成为当前彝药品种的主流;②部分品种在90年代初制定部颁标准时被收载入《卫生部中药成方制剂》中,被列入中药的管理范畴,对于这些品种很少有人知道是彝药;③部分品种是云南省地标品种没有升为国标的产品,生产批文也被注销。
1.3.3 彝药产业初具规模
随着云南彝药生产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在全省范围内已经形成几个重要的彝药生产企业集群,分别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云南白药厂、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制药厂、云南白药大理制药厂、云南白药集团丽江制药厂等)、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佑生药业有限公司、云南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盘龙云海药业有限公司、昆明群芳药业有限公司、云南优克制药公司、云南龙发制药有限公司、云南特安呐制药有限公司、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云南英茂红河制药有限公司、云河龙海天然植物药业有限公司、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滇中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目前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其它如盘龙云海药业、滇虹药业、南药药业、昆明贝克诺顿、施普瑞等不同所有制的医药企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表明云南彝药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中小规模、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医药企业体系。在课题组调查的12家生产彝药品种的企业,剂型均通过了国家GMP认证。
1.3.4 药材基地已实现集群化
云南省通过对种植产业的调整,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自主、农户自发等多种形式推动药材的种植,以缓解药材资源短缺。目前,已经形成天麻种植(昭通)、砂仁种植(红河、思茅)、三七种植(文山)、薯蓣种植(丽江)、红豆杉种植(丽江)、云木香种植(大理、丽江)、石斛种植(思茅、德宏、保山、红河、文山)、茯苓种植(楚雄、思茅)、重楼(武定、丽江)、草乌种植(楚雄、大理、丽江、昭通)、灯盏花种植(红河)等规模化的药材种植区。自2009年以来,由云南省科技厅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对50个“云药之乡”进行认定,云南在彝药材基地建设方面已经实现集群化管理,极大地促进了药材质量的可控性。
云南省在彝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问题:①重企业轻临床;②重产品开发轻资源保护;③重医技医术整理,轻医药理论研究;④重专业术语的规范研究,轻文字翻译语境关系的参照;⑤重学院教育,轻师承教育;⑥重资料收集,轻深度挖掘。这些相关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彝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2.1 重视源头创新,理论与临床先行
全国彝族人口数为776万,但彝医专科医院仅1家,彝医馆仅1家,彝医药研究所有3个,彝医药的发展潜力尚未被发掘出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1.1 梳理彝族传统医药基础理论,传承和发展
对彝族医药的应用和推广,必须基于准确地理解彝族医药理论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彝医药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尽量使其脉络清晰,纵横有度,主次分明,前后有序,同时还要做到深入浅出,便于应用;无论是概念、定义、推理都要恰如其分,合情合理,有史可证,有据可依。
2.1.2 建立彝药临床研究基地,搭建彝医药传承平台
临床研究基地对于民族医药发展十分重要,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没有临床实践和临床应用的医种就失去了养分和活力,其学术传承必将会受到阻碍,疗术和技法也将逐渐萎缩。只有广泛拓展彝医药的群众基础,挖掘该医种的价值和潜能,使其广泛传播,才能够有效传承和发展,才能够壮大彝医药队伍。如果不能够建立彝医药临床基地和科研机构,如果不能够对彝族医药产业发展给予准确定位,彝医药将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医种发挥其应有的医疗价值和社会价值。
2.1.3 建立服务窗口,拓展彝医药服务能力
彝医药发展必须与群众健康紧密结合。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通过与医院或门诊部等联营开办彝医专科,将其建成彝医药服务窗口,可使彝医药作为独立医种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受益,从而拓展彝医药服务地方的能力;通过临床实践,继承创新彝医药理论,为疑难性疾病提供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对彝药品种和处方进行整理,根据临床用药需求筛选合适处方开发成彝药院内制剂;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加强彝医药优势技术筛选推广工作,逐步规范和升华彝医药的实际临床经验,丰富完善彝医药理论体系,提升彝医药临床技术水平;通过筛选出一批能够学得会、用得上的成熟的彝医药优势技术在彝族地区甚至非彝族地区推广应用,使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培养彝族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拓展彝医药的社会服务能力。
2.2 凝聚各方力量,传承与发展衔接
传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必须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使二者相互衔接。彝族医药的发展,人才是关键,针对目前云南彝族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建议组建两类研究团队。
2.2.1 组建彝医药知识传承的主线型团队
彝族医药知识保护与传承永远都是彝医药工作的核心内容,能够实现彝医药知识有效保护与传承就是在发展彝医药。云南省在彝族医药知识挖掘整理方面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彝医药传承队伍,以师承和家传方式培养了一批从事教学、临床、制剂研究、质量标准、资源调查等各个领域的彝医药人才,这是云南彝族医药界的财富。在深入拓展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应大力推进彝医药重点学科建设,打造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彝医药传承研究团队,建立彝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彝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培养学术经验继承人和临床工作人员,加强彝医药的学术传承和传播,从而凝聚各方力量,形成云南省彝医药传承的团队,使彝族医药成为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名片,这是彝族医药工作的重中之重。
2.2.2 组建彝医药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团队
彝医药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医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等多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但从目前云南彝医药发展现状看,各领域的研究者尚处于各自为战状态,虽然在彝医药的某些关键节点问题上取得一定成绩,但这些成绩未形成技术链,更不用说形成产业链了。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针对当前彝医药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凝聚相关彝医药专家、彝医药人才及各方社会力量,联合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专业技术人员,组建多元化的彝医药产业发展团队,形成合力进行集中突破,打造彝族医药的品牌产品,这是彝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2.3 定位产业结构,用品牌带动市场
云南省彝药产业虽然已经创造出一些知名品牌产品,如云南白药、排毒养颜胶囊等,但相对于云南丰富的彝药资源来说并没有发挥出其全部优势,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尤其是彝医药产业缺乏统一的品牌来统摄,从而使有限的品牌产品流于一种散、乱、弱小的状态,彝族医药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发展中的重要工作内容。调查显示,云南彝药企业大多处于一种小规模、低水平重复的发展状态,全省尚未形成在国内外医药市场具有强势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但由于利益关系协调不顺,产业链的深度牵引力较差,对当地经济的联动效应及影响有限,上游、下游产品体系与中游产业体系未形成联动。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云南彝药产业转化与运行功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品种多,知名品牌少,缺乏相互联系的知名品牌体系;②生产企业多,规模小,经营观念落后,重复生产现象严重,且部分彝药品种列入中药范围,对彝药产业宣传力度不足;③多个研发机构并存、条块分割、运作机制不灵活;④营销环节薄弱、流通不畅、市场分割严重;⑤产业链衔接功能薄弱,相关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有限;⑥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意识淡薄。根据目前彝医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①发掘彝族医药的特色与优势,集中打造彝医药这一大品牌,用“彝族医药”统摄与培育各品种品牌和各产业链,将彝族医药打造成“藏医药”“蒙医药”一样的彝医药产业体系;②对部分列入中药的彝药品种进行溯源和梳理,在彝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严格规范其使用范围和适应证,实现规范化管理;③建立健全彝医药社会服务体系,使彝族医药与医疗保健实现“零接触”,真正为医疗卫生事业服务。
2.4 实施分类管理,开发与保护并重
彝药资源主要分布在彝族聚居地,除少部分药材品种实现规模化种植外,大多数彝药材品种尚处于野生、自采自挖状态,药材储量不大。彝药材资源主要分为3种状况:①部分重点药材品种已实现规模化种养植,能解决药源问题,如三七、天麻、灯盏花、龙胆草、黄草乌、紫草乌、茯苓、石斛、杜仲、厚朴、金铁锁、雪上一枝蒿、美洲大蠊等;②部分品种虽然尚未开展规模化的种养殖,但野生资源尚丰富,暂时能够供应药品生产,如青叶胆、紫丹参、小草乌、大红袍、昆明山海棠等。对于这部分药材品种,目前虽然不亟需开展种养殖、引种驯化研究,但从彝药产业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对这类药材品种应加大综合开发利用的力度,并制定相应的法规或条例,避免造成浪费,缓解资源的压力;③部分彝药材品种单一,资源储量小,生态环境脆弱,亟需开展引种驯化、种植、养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如千针万线草、双参等。总之,随着云南省医药工业发展和医药卫生保健事业水平的提高,一些疗效确切的彝药品种正逐步得到开发,有的作为成药、保健品、化妆品的原料;有的已进入民族地区医院供配方用药,需求量越来越大,给彝药资源供应带来巨大压力,多数品种的野生资源面临枯竭,急待大力开展驯养种植,扩大彝药的资源储量和质量。建议对彝药材实施分类管理,实现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缓解资源短缺的压力。
2.5 重视技术创新,质量为产业服务
产业是促进彝族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彝药质量工作是制约彝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建议重视技术创新,使彝药质量工作有效促进产业的发展。
2.5.1 企业质量标准提升为基本药物遴选相互联动
本次调研63个彝药品种,涉及彝药生产企业21家,其中7个品种为云南省基本药物,2个品种为国家基本药物,54个品种为非基本药物品种。这63个彝药品种共涉及4类标准:①地方标准上升国家标准,共53个彝药品种;②“散页标准”,共4个彝药品种;③卫生部标准,共4个品种;④药典标准,共2个品种。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彝药品种具有2个主要特点:①质量标准方面,约有84.1%的彝药品种是地方标准上升国家标准的产品,载入药典的品种仅占3.2%;②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的品种仅占3.2%,入选云南省基本药物的品种占11.1%,85.7%的彝药品种属于非基本药物。建议对相关彝药品种进行标准提高研究,争取更多彝药品种进入药典,进而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5.2 云南省彝族药物医疗机构制剂
医疗机构制剂具有机动灵活、符合临床用药需求的特点,备受临床医生欢迎。但从云南省医疗机构医院制剂研制情况看,使用机构主要有三家,分别为云南省彝医医院、老拨云堂彝医馆、南疆肿瘤医院。
1)云南省彝医医院生产彝药院内制剂情况:经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彝药院内制剂主要有5个剂型,24个品种。
2)南疆肿瘤医院彝药院内制剂情况:该院彝药院内制剂主要是颗粒剂,包括金荞麦颗粒、密桶花颗粒等8个品种。
2.5.3 地方药材标准提升与对照物质研制有机结合
云南省药监部门十分重视本省彝药材的质量标准研究工作,为解决相关彝药成药品种入药药材无质量控制标准的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启动了“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版研制”项目,出版了《云南省药材标准2005年版彝药卷》3册,共收载彝族习用药材153个,《云南省药材标准2005年版》第一册,收载了10种彝族药材,共制定彝族药材标准163个,基本解决彝药成药品种无药材标准的问题。从标准检测项目看,大多没有含量测定项,且缺少对照物质,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该继续提高;标准提高应该与对照物质研制工作同步进行,可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浪费。
总之,彝医药是彝族生息繁衍的重要保障,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从上述对彝医药发展情况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彝医药无论是在医药典籍的数量和种类、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是在彝药产业体系研究方面,都能证明彝医药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不单是西南地区七百余万彝族同胞健康保障的卫生资源,也是“打造健康中国,深化医改”的重要途径和有益补充。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彝医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应不断拓展彝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以优秀彝族传统文化为发展基础,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疾病谱变化为发展导向,质量标准为发展保障,临床疗效的提高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促进彝医药事业的发展。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彝医第九代传人王正坤及张之道、王敏、李宗顺、王红、徐志斌等相关专家学者及龙润集团、云南白药集团、滇虹药业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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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徐士奎 张雯洁 陈彬 任洁 云南中医学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罗艳秋 楚雄州食品药品检验所 窦涛 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杨勇帮 来源: 《中国药事》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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